上世纪80年代，我还在《城市文学》月刊社当主编时，常有文学爱好者来编辑部闲聊，最初结识杨进便是那个时期。他写的诗歌与散文，文字都很典雅优美，但让我对这位年轻人拭目以待的，却是1988年12月21日，他发表在太原晚报上的那篇批评文章:《河西区物价局长黄元德利用职权敲诈勒索》。一个年轻记者，有如此的正义感，不由得让我从内心对他产生敬重。他大概没有想到，这一篇文章，竟让他陷入一场为时三年的 “官司”。黄元德为此而四处告状，杨进和他的同事们也绝不退让，三年内，连续在太原晚报上就黄元德一案，发出十余篇文章。它们让省城百姓看到了记者的良心，也体会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。三年后，当轰动省城的黄元德一案终于有了结局时，杨进说，他真的感受到了记者肩上的份量。

1994年，杨进担任了太原晚报星期刊部副主任。后来晚报改革，他又做了经济部的副主任。要形容杨进对工作的态度，“敬业”二字是十分贴切的。我们这个省，这些年经济不发达，但“文学大省”的称号还担当得起。省城的专业作家多得很，也不乏在全国著名的角色。请他们为晚报的星期刊写点文章，星期刊上完全可以出彩。杨进却还是嫌这些彩出得不够。他想方设法，竟能约请来定居海外的传奇华人陈香梅女士，做了太原晚报的专栏作家，仅这一招，就让太原晚报星期刊在全国同类报纸的星期刊中又博了头彩。

作为报社的一名中层干部，杨进常说，自个的责任就是要把自个负责的那几个版面办好，换句话说，也叫做守土有责。做记者时，他奔波在第一线，了解和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后，再去写报道。自作了中层干部，他更多的是自觉地提高和增强自己政治家办报的意识。报纸无小事，许多事情，乍看起来似乎与政治无关，但从深层次上去认识、去思考，这些小事情上，其实紧密连接着国计民生的大政治。1999年4月18日的太原晚报头条新闻，是由杨进和贾文清一道撰写的《二十余位老人倡议树葬》，这篇报道与其后的几篇追踪报道，在太原市和周边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省内外许多新闻媒体也由此而展开了有关树葬的讨论和报道。

这些年来，杨进写的新闻报道，曾有30余次获得国家、省、市新闻奖。尤其是1999年以来，《二十余位老人倡议树葬》、《革命作家筱敏》等5篇作品先后9次获奖。他还写了不少散文和随笔。如果单纯去读这些散发在其它报刊上的文学作品，读者或许会以为杨进是一位文学工作者。只有熟悉杨进的文坛朋友，才明白正是由于杨进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，他在写新闻报道时，才能做到笔底生花，游刃有余。去书店淘书，是杨进的嗜好。有书而不读者大有人在，但杨进不是这号藏书者。读书和思考，是他淘书嗜好的升华。能自觉地造就这种升华的人，是不惧怕进入另一种陌生的工作环境的。太原晚报扩版后，杨进被安排到新组建的经济部去工作，他的好学精神，再次让他胜任了新的岗位。有一次见面时，我调侃他:“你这些年除了新闻报道稿，随笔和散文也是越写越老道了。没想到让你去搞经济，你也能钻研进去。”他的那对眼睛，便在眼镜片后面眨得飞快，且认真地对我说:“遇上不懂的问题不怕，所有的问题只有在一个前提下可以解决，那就是认真学习。”

我在《龙蚀》那部长篇小说中，通过人物形象阐释了这样一个道理:记者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无冕之王，但真正做到无冕之王，还得经历一个加冕的过程。在每一位无冕之王的加冕历程中，最重要的是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，这就需要一个记者时时站在党性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上，用手中的笔，敢为人民代言，能为时代立言。杨进正在经历和完成着这样一个无冕之王的加冕过程，我想他是会成功的。